也许，人们已快忘记“控制城市人口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这个政府机构了；也许，用不了多久，人们也将挥别长期以来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烙印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个名词。

　　回放——
　　关了门的城市

　　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真实故事，也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一对来自城市与农村的年轻人悲欢离合的故事。
　　1968年，杭州女孩刘艳梅作为知青到了义乌大陈镇。
　　“我在这里12年，很苦，不是我一个人的苦。”说起这段经历，刘艳梅潸然泪下。
　　当时，由父母作主，刘艳梅嫁给了当地农民王润亲。两人结婚后生儿育女，共同生活中不乏幸福和快乐，而伴随夫妇俩更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12年后，刘艳梅有了抽调回杭的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差点就与她失之交臂。由于下乡时必须将户口迁到农村，并且她已经和农民结婚，连所生的3个孩子也都是农村户口，按照政策，如果刘艳梅不与丈夫离婚，她将无法回到生她养她的父母身边。
　　于是，他们离婚了！刘艳梅离开了这个她无法喜欢，却又无法舍弃的家，回到了杭州。但是，思念一直折磨着她。
　　1996年，义乌大陈镇开始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农民可以转成居民户口，王润亲第一个申请为自己、女儿、外孙等人转户口。但是，他们尽管有了居民户口，却仍然不能将户口迁到杭州。几年后，被亲情召唤的刘艳梅回到大陈，与王润亲、孩子们住在一起。但是，直到现在，两人仍然没有复婚。
　　从刘艳梅的无奈中不难看出，这些年来，城市和农村、居民和农民之间的差别，依然在这个家庭里制造着困惑。
　　那么，在城市大门至今尚半开半闭的状态下，这座坚固的“城门”是怎么建成的，究竟为什么要建这样的大门呢？
　　据原杭州市控制城市人口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工作人员阮水锦介绍，把户口人为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1954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从1956年到1958年，我国有2000万人从农村迁往城市。
　　1958年，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把我国居民的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并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这个条例在执行过程中，虽经多次修改，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并无实质改变，其延续至今，就是现行的户籍政策。
　　阮水锦说，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为稳定社会、加快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此带来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农民与城市居民无论在权利还是义务上都存在着种种不平等。
　　1977年以后，公安部关于控制人口迁移的规定中有10条原则，并制定了相当多的细则。此时，“自由迁移”的政策被彻底终止，代之以“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启动。

　　回访——

　　城门正在一点点开启
　　改革开放后，户籍管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期。1983年，党中央向全国批转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公安工作的若干问题》。在这次改革中，政府以多种方式解决了城镇干部职工与家属长期两地分居问题。
　　杭州市“人控办”就是在这年的1月1日成立的。阮水锦说，此时，户籍制度已经开始进入改革阶段，原来要进入杭州的外来人口，需要有各个部门共计18颗图章，而成立了“人控办”后，把18颗图章变为了“人控办”的一颗图章，但是，这仍然无法满足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1984年，国家颁布相关法规，农民可以进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附带的条件是必须“自理口粮”。但是因为集镇能提供的市场机会很小，城市仍然对农民充满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又出台了暂住人口管理办法，要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登记。1995年6月，公安部发布了《暂住证申领办法》，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管理制度。
　　1999年，是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步子迈得最大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出台了有关规定，放宽几类人的户口管理，如知青子女进城、老人随子女等。
　　为适应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和推进城市化进程新形势的需要，杭州市政府2000年11月24日发布了撤销杭州市控制城市人口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通知，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现行户籍政策进行进一步改革的决心。
　　随之，城市的大门一步步开放。仅仅过了一周，杭州市政府就发出了《关于成立杭州市人才引进办公室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是“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大力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来杭投资创业”。
　　2002年，杭州市再次加快户籍政策的开放程度，人才引进办公室更名为人口机械增长协调办公室，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放宽引进人才及其家属落户条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凡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者，均可先进杭落户，后落实就业单位；被引进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在杭已落实工作单位并已办理养老保险的，可随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于是，大批人才进入杭州。之后，杭州市政府再次放宽政策，规定“紧缺专业的大专生，学历不高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在杭创业的个私企业主等都可以落户杭州”。至此，杭州每年新进城的人口突破3.5万人。

　　城乡栅栏何时拆
　　曾被《杂文报》选为全国30位杂文名家之一的杭城媒体人徐迅雷从丽水来杭州的经历，也许能够反映出户籍制度变革进程中面临的诸多无奈。
　　徐迅雷现在杭州一家媒体工作，1999年之前，他还是丽水某镇的党委书记，是组织的“培养对象”。由于不喜欢从政，他毅然“弃政从闻（新闻）”，来到了杭州。他说，当时这样到杭州工作，是没有杭州户口的，他可以天天免费去看西湖，但不能“享受”杭州人的许多待遇。
　　2001年，他偶然发现杭州市人才引进办公室与他在杭州买的房子在同一条街上，于是他忙里偷闲去“打听”了一下——像他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被引进。结果，“引进办”的人告诉他，他的学历不够（大专），没有职称，不属于杭州引进的人才。
　　当然，现在的政策对徐迅雷的户口问题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了，但是，按照他的说法，他并非在乎户口在哪里，而且他觉得户口对生活的影响正在淡化，因此，他至今没有将户口迁到杭州。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出版社社长徐海荣认为，几十年来，我国对大中城市户口控制太严，导致人口迁移率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不利于人口流动（特别是人才的流动），严重阻碍了中国人口生理素质和科学化的提高，限制了人的创造性，从而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不过，紧闭的大门毕竟已经开启。自从人才引进政策不断松动后，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才落户杭州。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的张海涛律师就是享受到杭州人才引进政策好处的一位外地人。
　　张海涛是温州洞头人，2001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决定来杭创业。按照当时的政策，他只要落实一家律师事务所，并联系好杭州本地的落户家庭（愿意接收其户口），他就能顺理成章地落户杭州了。
　　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办妥了一切手续，顺利落户杭州。从此，基本没有后顾之忧的张律师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如今，他已经在杭州买了房，买了车，还娶妻生子，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杭州人。

　　后记——
　　期盼城乡无藩篱

　　徐海荣对我国现行户籍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说：“至少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还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赋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徐海荣认为，只有上述三大弊端得以突破，有关户籍管理的主要障碍才能迎刃而解。
　　他说，只有恢复户籍制度本来的功能，逐步取消户口决定社会身份的功能，逐步取消户口与就业的一体化，户口与社会保险的一体化，逐渐淡化户口与其所连带的全部物质与福利关系，才能实现城乡居民一律平等。
　　据了解，早在2003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陆炳华等34位代表就提出了尽快制定户籍法的议案。也有媒体报道公安部在2005年即已经开始调研起草户籍法，其目的在于让新的户籍制度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下的人员流动，保障我国所有公民的平等自由权。但是，由于户籍法的制定牵涉到以前相关的一些户籍管理法规，制定的程序较为严格和繁琐，因此，相关部门表示户籍法草案何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尚无法确定。
　　不过，也有认为出台户籍法时间尚不成熟的说法。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就认为，想当然地以为靠一部户籍法就能解决所有与户籍有关的社会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也是盘根错节、无从下手的。只有先解决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记者和所有深受现行户籍制度困扰的老百姓一样，期待着新的户籍制度不再成为城乡间的藩篱。